（2017）最高法民终98号 民间借贷纠纷 二审 民事 最高人民法院 2017-05-24

上诉人(一审被告、再审被申请人)：云南恒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壹城南亚星河苑C4幢1-911室。

法定代表人：占斌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瑜，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蒂，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再审申请人)：高玉珍，女，汉族，1989年8月24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飞，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堵婧，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稳昆，男，汉族，1970年7月10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晓丹，云南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何燕，女，汉族，1974年12月24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晓丹，云南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云南恒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誉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玉珍，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稳昆、何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2016）云民再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恒誉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瑜、魏蒂，高玉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飞、堵婧，杨稳昆以及杨稳昆、何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皮晓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原由高玉珍以杨稳昆、何燕、恒誉地产公司为被告向云南高院提起诉讼，云南高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2013）云高民一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玉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008号民事裁定，指令云南高院再审本案。云南高院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2016）云民再18号民事判决。

恒誉地产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高院(2016)云民再1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高玉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高玉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高玉珍丈夫宋盛碧签署的《资金属性确认书》合法有效，已经明确高玉珍与恒誉地产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再审判决认定《资金属性确认书》的真实性却否定其约束力是明显错误的，《资金属性确认书》实际内容是针对恒誉地产公司、昆明恒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誉投资公司）作出的，对恒誉地产公司、恒誉投资公司当然有效。宋盛碧与高玉珍系夫妻关系，根据合同签订及债务追讨的各个环节，均是宋盛碧在操作，该两笔借款均是其家庭债权，高玉珍也参与了签署资金属性确认书、配合将股权过户给云南中恒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泰公司）等行为，对于其债务系与杨稳昆个人的债务是认可的。二、高玉珍之前一直主张恒誉地产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恒誉地产公司与高玉珍人系保证合同纠纷，再审判决恒誉地产公司为共同还款人与证据相悖。在高玉珍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借款合同》后，于2010年3月25日又签订了《保证合同》，明确恒誉地产公司为保证人，而不是借款人，即使之前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也被之后的《保证合同》所变更。在本次再审以前，高玉珍一直主张恒誉地产公司承担的是保证责任，高玉珍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合同的相对方是杨稳昆、何燕，而非恒誉地产公司，而恒誉地产公司则为保证人。三、再审判决存在诸多的认定事实错误且遗漏了对本案有重大影响的事实。再审将杨稳昆提交的《关于向高玉珍借款13000万元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明事实的合法证据使用是错误的。四、高玉珍主张恒誉地产公司是共同借款人及实际用款人与证据证明的事实相悖。五、本案应当在原审诉讼请求范围内审查原判决是否正确，原生效判决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保证责任已过了保证期间判决并无错误，不应当被撤销。六、再审判决事实上是适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本案，司法解释出台时该判决已经生效，适用该司法解释，以恒誉地产公司为借款实际使用人撤销一审判决是错误的。

高玉珍辩称，一、再审判决恒誉地产公司对本案承担共同还款义务认定事实清楚。《股东会决议》和《借条》均证明恒誉地产公司为借款人、实际使用人。杨稳昆作为恒誉地产公司执行董事出具的《关于向高玉珍借款13000万元的情况说明》和《关于向债权人宋盛碧、高玉珍提供代云南恒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2亿元用途银行凭证的说明》再次明确该款系恒誉地产公司和其共同所借，用于城中村改造项目。数份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该13000万元借款经过流转最终进入恒誉地产公司账户，恒誉地产公司是实际使用人。二、《保证合同》并没有改变恒誉地产公司借款人、实际使用人的主体身份，也不存在因保证期届满而免除保证责任的事实。三、《资金属性确认书》不能免除恒誉地产公司的还款责任。宋盛碧签署的所谓《资金属性确认书》不能适用于高玉珍。高玉珍与宋盛碧领取结婚证的时间是2012年7月11日，而宋盛碧签署所谓《资金属性确认书》是在2010年6月之前。在高玉珍与宋盛碧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之前，两人之间是不能适用家事代理制度的，更不能产生宋盛碧代理高玉珍的法律效力。《资金属性确认书》的第一页是恒誉地产公司事后拼装上去的，不认可其真实性。即使《资金属性确认书》是真实的，也是无效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资金属性确认书》的效力不及于恒誉地产公司。《资金属性确认书》违反公平原则，应属无效。四、再审判决并未超越高玉珍原审诉讼请求范围。五、再审判决恒誉地产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杨稳昆、何燕述称，一、关于借款情况。向宋盛碧借款7000万元、向高玉珍借款13000万元，全部投入了恒誉地产公司，用于支付拆迁款、工程及材料款等，理应由恒誉地产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二、中恒泰公司与杨稳昆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担保。三、轩成公司是杨稳昆实际控制，杨稳昆虽然名义上不是轩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但轩成公司由杨稳昆组建，并长期在杨稳昆的实际控制之下，是为配合恒誉地产的17号片区项目成立的关联公司。四、关于《资金属性确认书》情况。中恒泰公司出资合作恒誉地产公司之前，要求恒誉地产公司的所有债务由杨稳昆本人承担，但债权人不同意，于是中恒泰公司要求对原恒誉地产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固定，并制作了《资金属性确认书》，向恒誉地产公司的债权人确认债权数额及款项性质，一旦确认后，数额不得再行更改。恒誉地产公司出具的《资金属性确认书》第一页是被调换掉包了的。

高玉珍向云南高院申请再审称，一、高玉珍已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13000万元的出借义务。高玉珍向何燕的账户分三次转入人民币13000万元，杨稳昆也向高玉珍出具《借条》确认借到高玉珍13000万元。2010年3月24日何燕存入高玉珍账户的3120万元，系杨稳昆任法定代表人的昆明恒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欠宋盛碧任法定代表人的云南雄强窗业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的混凝土等材料款，不是借款利息的预先扣除。原判认定本案实际借款金额为9880万元错误。二、杨稳昆、何燕、恒誉地产公司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恒誉地产公司2010年3月21日出具给高玉珍的《股东会决议》明确载明：“1、同意股东杨稳昆、何燕共同向高玉珍借款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正，月利率1.5%；期限为半年（2010年3月24日至2010年9月24日）；所借的款项用于本公司开发的昆明市西山区17号片区城中村改造重建项目的开发；2、同意高玉珍或高玉珍指定的购买人在云南恒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昆明市西山区17号片区城中村改造重建项目中，以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80000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杨稳昆、何燕归还该笔借款方式之一。”该《股东会决议》说明，实际上是恒誉地产公司向高玉珍借款，所借款项用于恒誉地产公司的项目开发，恒誉地产公司同意用其开发的房地产作为偿还借款的方式之一。高玉珍与杨稳昆、何燕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与《股东会决议》一致，实际上是杨稳昆、何燕依据《股东会决议》，在恒誉地产公司的授权范围内与高玉珍签订《借款合同》。高玉珍出借的13000万元被杨稳昆用于恒誉地产公司的昆明市西山区17号片区城中村改造重建项目，恒誉地产公司是实际用款人。三、《资金属性确认书》不能免除恒誉地产公司的还款责任。该《资金属性确认书》签署于2010年6月，其时宋盛碧与高玉珍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俩人是2012年7月11日登记结婚的，高玉珍并未委托宋盛碧签署《资金属性确认书》。宋盛碧签署的《资金属性确认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高玉珍没有任何效力。四、恒誉地产公司既是保证人，也是实际借款人。高玉珍与恒誉地产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不能否认恒誉地产公司是实际借款人的事实，高玉珍选择要求恒誉地产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与《保证合同》并不矛盾。五、《借款合同》约定的1000万元违约金与高玉珍的利息主张并不矛盾，应予支持。因此，高玉珍请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杨稳昆、何燕辩称，俩人系夫妻，杨稳昆是恒誉地产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何燕是恒誉地产公司的股东、监事。向高玉珍借款是因为恒誉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昆明市西山区17号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资金紧张，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借的。《借款合同》虽然是以杨稳坤、何燕的个人名义签的，实际上是恒誉地产公司向高玉珍借款用于项目拆迁、建设。向高玉珍所借的13000万元全部用于恒誉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昆明市西山区17号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其中，借款当日打回高玉珍账户的3120万元，用于支付宋盛碧任法定代表人的云南雄强窗业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17号片区前期建设的混凝土等材料款；2010年4月6日，杨稳昆分二次将何燕账户中的9800万元转入杨稳昆自己的账户，再由杨稳昆的账户转入云南轩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成公司）账户，从该公司账户转入恒誉地产公司账户9800万元。2010年6月，恒誉地产公司、恒誉投资公司与中恒泰公司签订昆明市西山区17号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战略投资合作协议，为了合作安全，约定将二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中恒泰公司，作为合作的质押担保，待战略投资本息还清后，再将股份变更回原股东名下。为此，恒誉地产公司、恒誉投资公司的全部股权经工商登记变更到中恒泰公司名下。高玉珍的13000万元借款到期后，高玉珍曾多次要求还款，恒誉地产公司表示暂时无力还款，让高玉珍等待商品房销售资金收回后清偿。2013年10月高玉珍提起本案诉讼后，恒誉地产公司与高玉珍之夫宋盛碧多次协商还款事宜，但未协商成功。本案原一审时，为了避免17号片区楼盘被查封，导致整个项目动荡，经杨稳昆、何燕与恒誉地产公司协商，决定由杨稳昆、何燕先将13000万元承认为个人债务，最后再由恒誉地产公司解决。原审判决后，因杨稳昆、何燕与恒誉地产公司产生战略投资合作纠纷，导致高玉珍的13000万元借款至今未清偿。根据谁使用谁还款的原则，高玉珍的13000万元借款应由实际使用人恒誉地产公司偿还。对高玉珍的诉讼请求无异议。

恒誉地产公司辩称，一、高玉珍主张恒誉地产公司是共同借款人及实际用款人没有证据支持。高玉珍主张恒誉地产公司是共同借款人的主要证据是《股东会决议》，但根据该《股东会决议》及之后的《借款合同》《借条》等证据，均证明该笔借款为杨稳昆、何燕的个人借款。原审中，高玉珍一直承认是个人借款，恒誉地产公司是保证人。二、根据宋盛碧签署的《资金属性确认书》，高玉珍与杨稳昆有债权债务关系，与恒誉地产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宋盛碧在《资金属性确认书》上明确：“该等款项划至上述账户，系接受杨稳昆先生的指令划付，和恒誉投资、恒誉地产之间未形成法律关系。本单位就该等款项不会向恒誉投资、恒誉地产主张债权。恒誉投资、恒誉地产也未就该等款项的返还向本单位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如曾提供担保的，本单位现同意解除恒誉投资、恒誉地产的担保。如本单位事后向恒誉投资、恒誉地产要求履行付款义务的，其可依据本确认书进行抗辩并拒绝履行。”宋盛碧与高玉珍系夫妻，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及债务追讨的各个环节均是宋盛碧在操作，该笔借款是宋盛碧、高玉珍的家庭债权。所以，不存在恒誉地产公司需要向高玉珍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的问题。三、高玉珍与恒誉地产公司系保证合同纠纷，高玉珍主张恒誉地产公司为共同还款人没有依据。四、依据高玉珍提交的《保证合同》，恒誉地产公司保证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及利息，高玉珍要求恒誉地产公司及其他被告向其交付房屋没有依据。五、本案不应适用高玉珍主张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六、本案的违约金约定过高，人民法院应调低至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水平。基于上述理由，要求驳回高玉珍对恒誉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3年11月，高玉珍向云南高院起诉杨稳昆、何燕、恒誉地产公司称，2010年3月24日，高玉珍与杨稳昆、何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高玉珍向杨稳昆、何燕出借1300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期限、用途、利息、还款方式等内容。为此，杨稳昆、何燕还向高玉珍提交了2010年3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承诺上述条款已征得恒誉地产公司的股东会同意。2010年3月25日，恒誉地产公司与高玉珍签订《保证合同》，承诺以连带保证人保证上述债权实现。高玉珍向杨稳昆、何燕交付借款后，现借款期限早已届满，高玉珍多次要求杨稳昆、何燕、恒誉地产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三被告拒不履行，高玉珍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高玉珍偿还借款本金13000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3月24日起至2010年9月24日止按1.5%计算，自2010年9月25日至归还全部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计算至2013年10月25日的利息为11982.44万元，或者由三被告兑现向高玉珍交付昆明市西山区17号片区地块城中村改造重建项目80000平方米面积的商品房，以及由三被告向高玉珍连带支付房屋抵偿后剩余的尾款及利息（截至2013年10月25日为4982.44万元）；2、判令三被告向高玉珍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杨稳昆、何燕辩称，一、《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本金虽然是13000万元，但高玉珍支付款项当天，何燕就向高玉珍的账户打回了3120万元利息，则涉案的借款本金应当是9880万元。二、《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