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钱江晚报2013年11月1日C2版）

（图为：钱江晚报电子稿文档）

　　一进门，曹星就跟我们提要求，“多谈谈我的学生，让他们成为采访的亮点。”

　　十年前，曹星组织学生们出了书，不谈“法律”，不谈“旋律”，谈的是“梦想”，这就是《与梦想握手》。

　　十年后，曹星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出了本续本《我们的梦想在飞翔》，今年8月问世。说到这个，刚住院回家的老先生神采奕奕。

　　曹星特地向医院请了假，赶去参加新书的发布会，“和我的学生们交流，特别是老朋友张浚生来，比吃什么都有效，都忘了我是病人。”

　　（以下曹星简称“曹”，记者简称“记”）

【代课老师】 选择音乐是为了吃饭

　　（当时，我搞法律，到处碰壁，走投无路，只能到上海国际饭店附近的一个小学做了代课老师，不仅要上语文课、数学课、自然课，还要上音乐课。）

　　记：十年浩劫期间，因为大环境所迫，您不得不离开律师岗位，那怎么会选择“音乐”当饭碗呢？

　　曹：你说对了，就是“饭碗”，我当时选择音乐就是为了吃饭。

　　当时，我搞法律，到处碰壁，走投无路，只能到上海国际饭店附近的一个小学做了代课老师，不仅要上语文课、数学课、自然课，还要上音乐课。

　　幸好我键盘懂一点，风琴会一点。因为我之前是川沙县政府机关文工团团长，对音乐本来就挺喜欢的。

　　有人听了之后就说“曹老师，你风琴弹得蛮好的嘛！”这句话激励了我，觉得音乐也是条不错的出路。于是我就去找音乐方面的指导老师。

　　记：找了哪些老师？

　　曹：我找的第一个老师，是很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读mào，《草原之夜》、《金瓶似的小山》原唱者）。他一听我唱得不错，就说：“你有音乐天赋，最好去学一点作曲、指挥。”

　　于是，他就推荐我去找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何无奇。何先生教了我的指挥、作曲后，对我讲：“我这点本事已经不够用了，我给你介绍上海最好的老师。”

　　他亲自陪我去上海音乐学院，把我介绍给指挥系主任杨嘉仁。

　　杨老师考察了我之后说：“啊呀，你怎么去做律师，不来考我们音乐学院呢？”边上有人就说，“做律师再来当音乐家有什么不好呢？”

　　杨老师就说：“也对啊。我有个学生是律师，说出去很骄傲的。”这句话把我震惊了，这真是极大的鼓舞。

【律师指挥】 律师办公室里的钢琴

　　当时，一个日本律师从中国回去后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律师中有音乐家了，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律师队伍在素质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1979年以后，您重新回到法律界，有过思想斗争吗？

　　曹：斗争得可厉害了。

　　我当时已是杭州音乐家协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理事了，音乐界不愿意我走，我自己也舍不得放弃音乐。于是我就同杭州市政法委的秘书长商量，在我的办公室里要摆一台钢琴。

　　秘书长听了，一口答应。

　　记：但政法系统是非常严肃的，您这样做有招来非议吗？

　　曹：后来，从市司法局到省司法厅再到中央，都说这是个好事。为什么呢？

　　当时，一个日本律师从中国回去后写了篇文章，说：过去讲中国律师是一个没有知识的队伍，但是现在他发现，中国的律师中有音乐家了，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律师队伍在素质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司法部了解之后就说，这是个好事。后来，我在北京举行中国律师大型音乐会，当时的司法部长都来捧场。

　　记：我看过您指挥的中国律师之友音乐会的视频，那热烈欢畅的氛围让人过目难忘。

　　曹：我对很多领导说过一句话：音乐会的效果比宴会的效果好十倍。宴会吃得再好，第二天忘得清清爽爽，而音乐会可以留给你一辈子的记忆。

　　有一件事，是最好的证明。

　　1993年，国际律师联盟来杭开会，他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到哪个国家，东道主律师必须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但中国的律师没这个习惯。

　　后来国际律师联盟的主席很生气，公开说：“我们明年的会议在澳大利亚开，澳大利亚的律师已经准备好请你们到他们家里去了。”他没说一句感谢中国的话，很不客气。

　　那天晚上，我们西子合唱团和浙江歌舞团、杭州歌舞团的乐队合作，150多人，很大的场面，演唱了贝多芬《欢乐颂》、《梁祝》，还有我创作的《西湖船歌》等，我上去指挥，下面的中国律师代表们一看是我，就拼命鼓掌。

　　外国律师们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这个人不是律师，怎么成了音乐家？”演出结束后，那个联盟主席上台，二话不说同我拥抱。

　　他问我，你们这个合唱团是哪里的，我说：“是我们律师事务所出资承办的。”他当众向我道歉：“我这才真正了解中国，我感到很惭愧。”

【师生梦想】 十年间出了两本书

　　十年前，曹星和学生出过一本书，叫《与梦想握手》，现在又出了续本《我们的梦想在飞翔》。

　　记：从1998年到2005年，您在省人才学院授课，是以什么形式，讲的是哪些主题？

　　曹：主要就是讲座的方式。主题很丰富，但是我有一个经常性的主题，就是“法律、旋律，我的生命”。我在全国二三十个大学都去做过这样的报告，复旦大学去得最多。

　　记：学生们最爱和您交流什么方面的问题？

　　曹：不仅是学习上的事，生活上的事，他们都会来找我。看到一则新闻想不通，也会来找我商量。

　　比方说：本科毕业要不要考硕士，硕士毕业要不要考博士，想出去留学，现在的对象要求先结婚后读书应该怎么选择，等等。

　　有一次，我的一个女学生过来和我说，她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原来她收到了香港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她男朋友提出要求，说要先结婚后出去读书，不结婚的话就一刀两断。

　　我说，我不会做这把刀子，但是不管什么选择，都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有利于读书，如果不利于这个原则，那任何事都要放弃，包括你的婚姻。但我不能保证你放弃后，马上就能找到同样好的对象。

　　她说：“您这一句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现在，她在港大快博士毕业了。

　　记：您十年前和学生出过一本书，叫《与梦想握手》，现在又出了续本《我们的梦想在飞翔》。为什么要把主题定为“梦想”呢？

　　曹：其实这是我的学生徐澜出的主意，她有一次和我说：“曹叔叔，您的书不是关于法律就是关于旋律，您既然对年轻人这么有感情，我们这次就来谈谈理想吧。”

　　《与梦想握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后，非常受欢迎，第一版就卖出了两三万册。这次的续本，正好是庆祝前一本书出版10周年，也正好契合了“中国梦”。

　　续本共有24位作者，其中有7位是上一本书（《与梦想握手》）的作者。

　　24个人都是我的学生，有些已在各行各业干出了出色成绩，有些才刚走进社会。

　　他们学历都挺高的，包括4个博士、12个硕士，剩下的都是双学士或学士，还有留美、留英的，其中一个女孩子还是博士后，30多一点，现在是浙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已经是博导了。我很为他们骄傲。

　　记者 屠晨昕 实习生 张柳静